感想

其实，我的赌博运真的不佳，多年来来每逢世界杯及欧洲杯都是小赌怡情一番，可是从来没有赢钱，这届世界杯迄今只赢了少少。我鼓励赌博，当在于陶冶心情，而不是指望发达，赌球为了在看球赛时有那种激情。

虽然这一切看来都是为了赌博而说的理由，但事实上确实如此。现在等待着阿根廷对垒墨西哥，不入睡。在这样寒冷的夜晚时分，一个人的思维最清晰，同时也可以天马行空的在脑海里胡思乱想一通，可能会有不一样的灵感及觉悟。

而在这样的孤夜里，我想得最多的还是当年求学的生涯。无论是中学或大学，那种光景就是如此的迷人，有一种难以抗拒的心态。在中学，像这样不眠的夜晚，我在家里的房间，做得最多的就是想一想如何改善我校的纪律问题，这个是当年的老毛病，因为我是学长。

在大学里，这样不睡的黑晚，就是3、5知己一起谈天，东南西北胡乱的讲，可是还是那么的欢乐，因为无约束。我大学的生涯，很多时候都时这样过的。可是工作了不同，已经不能寻找友人谈天，因为大家都有工在身，尤其明天是星期一。

最近过的生活有点写意，可是写意的背后，可能就是孤单的。庆幸在这里认识了不少的朋友，至少有需要到他们之际，还是会出现。

这一年毕业后的生活，我获益最多的就是大量的读我喜欢的书籍，目前在研读的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尤其是那段刻骨铭心的1989年六四天安门事件。对我苦闷的是，事情知道得越多，我就认为我的知识真的井底之蛙，希望再读，可是槟州始终不是吉隆坡，一些书籍这里并没有售卖。

我觉得做人就应该这样，不断地增值自己，不要被淘汰，因为这个世界上，只有第一名才算赢家，第二第三都是输的。这个话有点安慰自己，比钱我没有，但至少在知识方面，我绝对优胜很多人。



李文兴

2010年6月28日凌晨

一年的感想

我说过，我对一些特别的日子，喜欢写下长篇大论的文章来纪念一下。今天发觉到原来自己已经当记者一年了，这一年来我学习到“社会大学”的很多事情。这一些事情是我从来没有面对过和接触过的。

很多人会说，记者永远站在社会的尖端，我回答：“就是因为站在尖端，当有任何风雨时，我们永远都面对最大的冲击。”可是，遇到冲击，都由我们自己去承担，没有人会同情你，加上最近社会上，患上“失调风牛症”的人很多，一点点就是恐吓、律师信。一年内我面对很多，这篇文我要详细的写下，媒体应该在社会上扮演什么角色。

媒体工作者，在社会上扮演也不可或缺的角色，我们的责任就是把任何关系到大众的事情，通过新闻告知回大众。这个是民主制度中，赋予社会人士的权利，这个权利在共产国家或皇权制度的国家，是看不到的。这也为什么迄今，我们并没有清楚地被告知，中国1989年六四天安门事件的来龙去脉或日本在第二世界大战中的详情。

当然有一点我们需要知道的， 就算是民主的国家，没有一个政府是不希望控制媒体的。因为媒体这个大众的公器，就是宣扬政府“丰功伟绩” 的最佳工具。在马来西亚我们讨厌国阵对于媒体的控制，但如果民联执政，同样的事情会发生。从民联的做法就可看出一般，没错一些媒体并没有公平的报道民联的新闻，可是如果民联以这个理由禁止一些媒体采访他们的新闻，那么民联与国阵又有什么分别呢？

由于政治局势的发展已经不一样，一个为保政权，一个为夺政权，已经令到我们的工作犹如走在“钢索”上，笔一下错，面对着“跌入万劫不复的低谷”。这一些的发生，都是因为社会人士、政经文教的领袖对媒体工作者的不尊敬。

在槟城里，讲真的，我很佩服一些领袖，他们说一就一，行事光明磊落，永远“正面”的面对媒体。就算媒体写他们的不好，不会动不动就律师信、投诉或恐吓，以君子风度，一笑置之。但，一些人就意识低，又患上“失调风牛症”，以为拿媒体来出气，他所面对的事情就会迎刃而解。可悲的是，当面对这样的问题时，口口声声说媒体力量的其他媒体工作者，就会摆出一副事不关己，己不劳心的心态，把自己置之在外。

每年的5月3日是世界媒体自由日，一些随潮流的媒体工作者戴黄线，就说要争取媒体自由，可是为了同行竞争，大家还是选择了自我萎缩。原则当然要有，可是对我来讲更重要的就是以行动证明自己，而不空喊口号。2008年的8月，《星洲日报》驻槟城记者被政府以内安法令逮捕，一些媒体工作者，点蜡烛抗议，可是我想问的是，该记者不会一个人采访该领袖的节目，其他也一样去采访的记者为何，就没有写下该领袖的谈话内，还是媒体的编辑自我审查？

马哈迪在退下首相一职后，否认在掌权时曾经干涉媒体的报道，认为是因为害怕受到对付，媒体编辑自我身查。这一点我们需要承认，在很多的法令约束下，媒体编辑为了保饭碗必须自我审查。加上媒体的幕后老板，为了商业利益，更不可能得罪权贵，这形成了马来西亚媒体目前的局势。

当然，一家媒体扁担一方的政权，也同样是履行社会公器的责任。就如美国的权威报章《纽约时报》在每逢总统选举，投票前夕，都会在社论上向读者指出应该支持的候选人。这个责任，是履行民众的知道权利。该家报章如此的做法，没有引起非议，因为《纽约时报》在重大的课题上，不扁担一方，永远站在真理的方面。它的一位记者，在2007年因为不原意透露向他供消息，指责布什总统的不是的人，情愿面对牢狱之灾。这样的做法，马来西亚的媒体工作者是否可以做到？还是大家只抱着报份的销量而努力，不愿意遵守媒体工作者的操守？

被称为马来西亚一代报王的前《通报》及《中国报》的老板周宝振曾经说过，办报和做买卖的一样，读者要求的，就是办报者应该供应的。在商言商，这句话没错，可是在媒体的角色，就大错特错，如果只注重销售量，而忽略了社会公器的责任，那么愧对社会人士。

我必须承认，很多媒体工作者试图找一个平衡点，可是多年来大家寻寻觅觅，还是两手空空，每天小心翼翼的处理敏感性的新闻。

这一年来，我对媒体的责任（也就是我的责任），不断反复的思考，但同样我没有一个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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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的工作环境上，一年来，我需要感谢主任对我的指导，在这个媒体圈子打滚多年，她已经掌握到自己本身应该扮演的角色，我还在学习中。哈哈。。。

当然也不忘槟岛西南区一带的地方领袖或政治领袖，他们当中，有一些很好，当我在新闻上有要求时，从来不托我手争，完全答应我的要求，可是某部分确实很糟糕。

虽然已经一年了，可是往后的日子，我还是会以新人的身份继续的学习，应该这一行确实让我看到很多学习不到的人情事故。而且在处理意外新闻之时，更让我明白到很多的事情，包括社会的冷暖态度及整个社会的“毛病”究竟出现在哪里。

我不确定这一行是否会是我的终生职，可是我可以说，选择这一行迄今我没有后悔过，纵使在内外我面对不少打击信心的事情。


*由于近期就如我这篇文所提到的，很多领袖都患有“失调疯牛症”，必须严厉在这里做出声明，这篇文，完全是我个人的看法，与我所工作的公司或我参与的任何组织没有任何的关系。


李文兴

10年6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