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粹政治

大學時，因為興趣，曾經去上了幾堂的政治學科系。當時教授針對政治學里所有的主義，都給予了深奧的解釋，包括舉出很多例子來講解。


當時很多主義都是聽過了的，使我感興趣的是一個較新興的主義，那就是民粹主義（Populism）。它大概的涵義是說，要人民相信領袖個人的魅力，包括了領袖所講的政治語術，而不要去相信國家已經存在的制度。這名教授曾經是民聯領袖拿督斯里安華的好友，志同道合的他們都是1974年吉打州華玲學生示威的主要參與者。


後來，這位教授“改邪歸正”，擁抱了執政黨，此後官運亨通，目前已經是在一所大學能夠呼風喚雨的人。他當時的舉例指出，安華就是大馬民粹主義的佼佼者，以個人的魅力，叱吒我國政壇長達30年的風雲。


這樣一說，我對民粹主義有了一定的了解，因為安華一直來都是給我個人魅力的形象；在佩服他演講出色的同時，我認為他的承諾太多，政治語術更是應用的出神入化。在人民現在普遍對執政黨不滿的當爾，民粹主義可以發揮了它的作用，大家是否有一種感覺，國陣使用了50多年的制度，自從308大選後，猶如凡事都錯了。但在2008年，這個制度卻被認為是最好的。


有留意新聞的都不難發現，前首相敦阿都拉在2003年上任首相後的100天業績報告時，輿論一致都說非常好。就連當時的林吉祥也不得不承認阿都拉的出色，因此2004年那場大選，國陣以秋風掃落葉之勢，贏得了有史以來最高的支持率。安華的釋放，改變了這一切，而林冠英的崛起，更延續了民粹主義繼續在馬來西亞“落地生根”。


在課堂上，這位教授也說，民粹主義在極權制度下，能夠催生民主、自由及人權。但是，不能忽略的是，很多政治人物只以民粹主義為掩蓋，以獲取本身的政治利益，這些政治人物並非真心的要協助人民。


他當時更舉例，中國的毛澤東、朝鮮的金正日、前蘇聯的史太林等人就是推廣民粹主義的世界領袖。我不清楚林冠英在其他州屬所獲得的支持力量，但是可以肯定的在檳州，林冠英絕對是州子民的偶像。一名國陣領袖近期接受雜誌訪問時，說的好。國陣調高水電費就是天地不容、民聯漲水費就是天經地義。


還有，我本身也發現，前陣子鬧得轟轟烈烈的“檳島市議員星加坡考察團涉嫌召妓”一事可以看出。街上的阿伯、茶室的阿叔高談闊論說，“男人叫妓有什麼問題？”、“以前的國陣更加糟糕！”、“報章定收了國陣的錢！”。顯然，民粹主義在檳州人民的思想內，已經根深蒂固。


一個國家能夠健全的發展，就需要一套有效的制度，馬來西亞現在所擁有的一切制度，雖然可能仍然有待改善的地方，可是終而結論，如果這個制度真的出現問題，那麼這50年來國家如何能夠一日千里的發展？


馬來西亞首席大法官說的好，當法官判決不利自己時，輸方都會指責法官扁擔。可是當法官的判決有利自己，就表示是公平的。制度的存在就是會有這樣的爭議，同樣的在國家利益之上，國家的制度絕對無法滿足所有人的。


但願相信，民聯奉行的民粹主義是往好的方向，不是為了本身的政治利益的。同時，在制度和民粹主義下，我情願相信前者的存在，而不相信後者的政治人物語術！


李文興
10年10月26日

我寫---酒

生平第一次酒精從口里進入肚內，應該是在初中的時候。那時候喝的還是白蘭地，覺得乾苦，不明白為何那麼多人喜歡喝酒？
後來逐漸的長大，家里每逢新年都是購置幾打的酒以供訪客之飲，新年後當所有人都各自回去工作，我們幾兄弟都會偷偷的喝上1、2罐，那個時候是卡士啤。但哥哥及弟弟都沒有“上癮”，惟獨我一人，可是並非到無酒不歡的地步，也只是偶爾小酌幾杯。
進入大學，去浮羅交怡島遊玩，當地的酒免稅，價錢與陸地的汽水相差不遠，我們大量的購買，回到租戶，豪邁的飲一翻，多人不勝酒意，走起路來也成問題。可是我依然“完好”大家都認為我酒量好。工作後，認識一群朋友，大家時不時，都會出來酌上幾杯，從餐廳、飲食中心一直到酒吧。
喝了那麼多年的酒，不敢自認酒量好，但至少我迄今都沒有醉飄然的感覺或者嘔吐。因為我一向來有個信念，那就是：我喝酒，不是酒喝我。喝酒要點到及止，喝到剛剛好，那就有“7不”的原則。就是不騷擾別人、講話不要太多、不飄然的感覺、不嘔吐、不用靠牆而行、腳步不蹣跚、眼睛不模糊。
工作後，對很多事情都感興趣，逐漸的研究啤酒的味道起來。除了較常飲的黑啤、老虎、卡士啤，也嘗試了其他國家的啤酒如，比利時的豪格登及西內、德國的福斯坦堡、荷蘭的喜力等等。雖然價錢比較貴，但口味佳，喝入口有清爽潤喉的作用。
我鼓勵人家喝酒，尤其是少量。西方國家的人民有一種習慣，那就是喜歡喝酒。早上醒來一小杯的威斯忌，晚上睡覺前也是一小杯。酒精每天在他們體內循環著，這也可能是他們保持健康的方式之一。


李文興
10年10月20日

何謂新聞自由？

媒體身為社會的公器，是傳達訊息的最佳平台，所以媒體以往都獲得民眾的尊敬，在報社里工作更是被認為一份“啟迪民智”的理想文藝工作。


可是隨著時代的變遷，網羅媒體的崛起，媒體所扮演的“重要性”角色越來越遜色，媒體工作者更被認為是專門“搞事”的“八卦者”。演變成今天這樣的局面，媒體人本身的責任最大，因為在講究競爭的今天，媒體人忽略了社會的責任。


一直來，我都不認為新聞自由的理論，因為只要後面都可以冠上“自由”二字的事情，那麼就有一定的界線，沒有絕對的。媒體的早期創立是因為社會上發生了不公平的事情，要把這些事情一傳十，十傳百的運送到民眾的耳朵，這就需要到了媒體的作用。


馬來西亞的情況也同樣，本地報章的成立，都以當時的局勢相應。中文報當初的創立可能是為了傳達來自中國的訊息，可是後來也逐漸被“同化”了。從報導執政者的政策及反對者的駁斥，後來的演變，媒體走向了社會化，大家爭先恐後的報導社會新聞，從政策性，大馬的媒體轉向教育性。


後來，網羅媒體的崛起，改變了這種方式，當大家都認為寫新聞應該根據大眾廣播系所學到那樣，一成不變的只會4W及1H時。網羅媒體人告訴大家，寫新聞不一定要依照受訪者所講的，大家可以從受訪者的肢體動作，猜測他的涵義，此外在寫新聞時也加入個人的觀點。


最明顯的例子應該是趙明福的案件了。自稱包攬書詩的中文媒體，一早就判斷此案絕對非自殺的，當媒體製造這種輿論後，為了不要受到“攻擊”，評論者惟有根據這樣的輿論來撰寫文章。可是，也因為這樣，我們對此案的期望太高了，加上那位凡事都是揣測的泰國法醫一句話，更成為了隔天中文報的封面頭條。


所以，新聞自由的奠基在於事實的真相，而不是媒體人筆下的“認為”。當我們失去了自由，才來大喊捍衛的時候，其實有沒有想過這個自由為什麼會掉失呢？


當然，我不認同媒體需要道歉的做法，道歉並非就闡示責任感。犯錯了，可以懲罰媒體，包括號召讀者罷看，或者通過執政者吊銷出版執照，可是萬萬不能道歉，如果一個沒有公信力的報章，怎樣稱得上社會的公器呢？


因此，大家再次思前想後，這樣的局面又是誰造成的？為了所謂的新聞自由，使國家陷入動蕩不安，這樣的自由來的沒有意義。可是，為了銷售量或一分律師信，而拋棄新聞自由，這樣的媒體也來的沒有意義。


李文興
10年10月19日

做人埋怨什麼？

http://www.guangming.com.my/node/84077?tid=3



9月24日，距離我姑姑動手術24天了，
手術後的5天，她生龍活虎。
5天后，証實肺部感染，
24日這一天，她撤手人寰。
手術後，醫生說非常成功，
過後的演變，誰也不想。
我贊同，所以姑姑的喪禮，
用了佛教儀式。
拋棄塵世的繁文縟節，
回歸人類的原本。
師父說的對，
人來這個世界沒有帶什麼，
回去後也不用帶什麼，
一切從此結束，恨怨數不完。
如果我家人要埋怨，
我們同樣有充足的理由召開記者會，
數落醫院及醫生的不是。
可是我家人接受了平靜，
因為始終我們相信，人逃不出死亡，
問題是時間而已。
做人埋怨什麼？
李文興

10年10月12日

人權、自由及理想

中國異議人士劉曉波獲得本屆諾貝爾和平獎，國際社會一片歡呼聲，而中國方面卻表示這是遴選委員會“不友善”的舉止。


為何劉曉波會獲得此項榮譽呢？當中的準則在於遴選委員會，但真正背後的用意就是想藉此在人權自由的問題上，向中共政權施壓。中國自從1989年那場天安門事件後，在人權自由的課題上成為了國際的詬病。諸如英國、美國這些強國無不對中國的人權自由課題，頻頻向該國領導層喊話。


可是中共領導人有自己的說法，加上隨著中國在經濟的崛起，使到西方強國乃至聯合國也無法對中國採取任何的行動或國際抵制。因為中國已經和西方強國形成了互相補助的角色，大家為了長遠的經濟利益，絕對不會讓關係交惡。


對我來講，有點諷刺的是，為何和平獎遴選委員會在1989年時，沒有把這個獎項頒發給中國人呢？尤其是當年維護學生運動的領袖，卻把這個獎頒予達拉喇嘛。如果時間上的問題（天安門事件發生在6月4日），至少在1990年或1991年應該頒發，可是也沒有。1990年給了喬爾巴戈及1991年予昂山素姬，趙紫陽至死的一刻，都與這個獎項差身而過。


在中國崛起的今天，這個獎項的頒發有點遲了。因為對中共領導人來說，中國好不容易，自從鄧小平在1978年第11屆三中全會提出改革開放後，一步一腳印走到今天傲視國際的地位。領導人絕對不會讓類似天安門事件再次發生，而為了阻止這個對他們來講會分裂國家的舉止，要付出任何的代價都是在所不惜的。


劉曉波提及的，可能對所謂的民主制度國家來說是一個國家人民最基本的權益。可是對中共領導人來說，結社自由、集會自由、言論自由、司法獨立、立法民主、修改憲法等是何其的“要了老命”，同時也點到了中共敏感的穴道。所以劉曉波被指控顛倒國家秩序，被判刑11年。


當然，在中國自由人權的課題上，我們不能以目前普世公認的價值觀看待，畢竟中國與其他國家不一樣。這猶如我所認為的，聯合國所擬定的《人權宣言》不一定適合於世界各國，所以不明白為何中共領導人簽署了這個宣言？


鄧小平在天安門事件後所發表的論調，其實才是中國應該走的路線。他說：如果這個國家每一天都亂，每一天都有人出來示威，沒有了秩序，那麼要如何談上改革開放，如何去發展經濟。10年後，歷史證明了，鄧小平是正確的，中國的改革開放取得了成就，經濟的起飛使到中國13億人口可以三餐溫飽，脫離了貧窮。這一點，和平獎遴選委員會也贊同。


中共領導人為了13億人的未來著想，拋棄了一小撮異議份子的請求。難道這不就是強調少數服從多數的民主制度嗎？不要求人權自由，絕對不是奴棣的思想，而是如果在沒有人權自由時，仍然可以達到更好的生活，生活上的基本條件也充足，那麼這個人權自由來得沒有意義。


所以說，普世的價值觀，不一定適合於所有人的。同樣的一個道理，在馬來西亞，目前很多青年也開始了追求更自由開放的國度。這一種理想主義的色彩，籠罩了大馬青年的思想，尤其是2008年的那一場政治海嘯，使到這些青年看到了實現夢想的一天。


我也是一名青年，所以類似這樣的一個課題，由我來談顯得切當，因為如果是給那些上了年紀的人士來談，會被說成倚老賣老。類似這種理想主義的思想，在我踏入大學的初期也有，可是在大學里經過了一些“洗禮”後，逐漸的我發覺，理想主義華而不實，是年少輕狂的想法。


沒錯，人有理想是對的，可是在理想的當而，應該有計劃的施行理想，而不是單純的認為只要點點蠟燭、喊口號、穿黑衣、示威、不怕被警方捉或召開記者會來轟炸執政者，所不喜歡的一切惡法或腐敗的政策就能夠倏然的不見了。


今天，我們大家可以對國陣的腐敗、濫權及貪污不滿，無論在言論或舉止的不滿，但在不滿的當而，我們要做的是什麼呢？這當中要有一個規劃的，不是堅持著反對而反對。民聯高喊的入主布城，影響了多少青年的青睞，可是民聯是否有告訴我們一套完整的政策來糾正國陣的腐敗呢？


我看到了很多青年，尤其是大專生，踏出象牙塔後，都是熱血加上理想主義的踏入社會。可是，單單的理想及一股熱血，真的能夠改變社會的“奇難雜症”嗎？


有理想及夢想當然是好事，因為這是走向事實的第一步，但我們不應該只停留在第一步，必須有第二步、第三步.......



李文興

10年10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