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南旅遊紀錄

旅遊是一項很賞心悅目的事情，雖然之間我在吉打北部的北方大學就讀了3年，可使遺憾的從來沒有去過只有1小時路程的泰南旅遊聖地-哈艾。



這趟在沒有預警下，終於踏上了哈艾這個邊垂小鎮，一覽這裡的風土人情，還是就是泰國聞名中外的購屋天堂。來到這裡，對於之前在網站上看的、讀的、聽人家說的，都不太正確，還是自己走、自己觀、自己思索才是真的。



工作後多年沒有旅遊，這一趟的遊玩，當然陶冶了我的精神，同時也應証了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的古人之言。當然旅遊重要的是，準備好錢及必須帶對旅遊的伴侶。



所以這次，人我帶對了，可是錢帶不夠，如果我知道哈艾的東西可以便宜到這樣，我看應該會多帶錢，瘋狂的購物一番。哈哈.....


李文興
11年9月28日

改革、轉型的背後

在爭取民主自由的過程是艱苦的，一如我們的國家，在爭取了400年後，才成功的擺脫殖民政府的統治，邁向大馬人治大馬的終極目標。而在這400年中，多少英雄豪傑犧牲了生命來抗拒殖民政府。Dato Maharajalela、Haji Rahman Limbong、Dato Bahaman、Tok Janggut、Yamtuan Antah等等都是歷史課本上膾炙人口對抗殖民政府英雄。


這應証了，只要是有“抗爭”這兩個字，那性命及時間的犧牲是在所難免。三國時代，曹操軍隊雄霸一方，屢戰屢勝，可是來到了赤壁之戰，卻上演滑鐵盧，此後曹操也知道要統一天下，青史垂名，不是他這一代人能夠做到的事情，因此把希望寄託給了他的孩子。馬來西亞是很不幸的國家，殖民政權統治了我們400年，沒有留下什麼給我們，包括了完善的治理制度，反之錫米、橡膠卻被他們一掏而空。因此獨立後，東姑沒有選擇，他只有自己抄襲英國的制度然後加上他認為符合大馬國情的改裝，來成為了大馬自己的治國制度。


但是，經過歲月的考驗後，東姑知道這個制度在大馬行不通，應該更換.更換的前提應該是走向更進步的，恰洽相反我們走向退步了。513事件後，新經濟政策和保守的扶持政策隨之而生，最終讓我們落後了幾十年，不只是國家建設上的落後，也包括了人民思想上。可是，這樣的落後，卻換來了執政當權的穩固，每屆大選都乘興而歸。但是來到21世紀的今天，網際網絡的方便，激起了人民對於執政者的不滿，一場思想啟蒙運動似乎又要在大馬爆發。


一如14世紀爆發的意大利文藝復興運動、17世紀的英國光榮革命、18世紀的法國啟蒙運動等等。在這些啟蒙運動上，多少的名流青史人物為了提倡本身所強調的理念而犧牲。意大利偉大的思想家，寫下不朽著作《神曲》的但丁（Dante）就是其中的例子，他因為反抗專制的教皇，最後被放逐，終生沒有返回家鄉。法國啟蒙運動的伏爾泰，多次被關進當時著名的巴士底監獄長達2年，過後他自我放逐在印度，過著清教徒的生活。


這闡明了要改變、要抗爭、要改革，就要有人肯做出犧牲，這種犧牲是偉大的，不會顧慮個人的榮耀自由。6名被政府控告向元首發動戰爭的社會主義黨人士只是一個渺小及冰山一角的個案，我們不妨想想內安法下，多少人被逮捕，多少人失去了人生的自由歲月？當這種犧牲個人自由換取更多人自由的情況來到的巔峰，人民的思想就會出現了轉換，大家就知道了自由的價值在那裡？因此就會有了這種啟蒙運動的出現及獲得落實。


現今的馬來西亞就是走向這種運動的開始，人民對於民主及自由有了新的詮釋、新的要求，大家已經抗拒了執政當權鉗制人民這個不可以做，那個不可以做的家長式政策。所以，就算國陣當中有領袖願意走出舊有的框架，為50年的保守政策匡正，但是又有多少人願意相信國陣的用心？


沒有獲得人民的相信，所有的改革與轉型永遠都是在空談，無法付諸行動去實踐。納吉廢除內安法令及媒體每年更新執照的條例固然贏得掌聲，但是即將取代內安法令的新法令又是什麼謎底呢？我從來沒有懷疑納吉的轉型計劃，但是我懷疑的是，這些計畫是否能夠獲得落行，國陣內部終要有人犧牲，才可以連根拔起這個50年的保守樹根，可是誰願意去做？


李文興
11年9月21日

还历史真相

1953年1月30日，一名參與馬來亞共產黨游擊隊伍的馬來黨員末英德拉（Mat Indera）被英國殖民地政府處死於霹靂州的太平監獄。當時，英國殖民政府控訴他的罪狀是在1950年2月23日位於柔佛州馬玻甘榜內的帶領180名馬共游擊部隊成員襲擊武吉哈蓬警局。

這場襲擊，導致26名警員及村民喪身，被當時英國殖民政府列入“馬共殘暴最有力的證據”，同時也是我國歷史上赞扬警方最有名的Peristiwa Bukit Kepong。在獨立後，多次被拍成電影，而且無論是正統的歷史，或者是電影及小說，多數對武吉哈蓬事件都是譴責馬共，讚揚英勇對抗馬共的警察及村民。可是， 這一切“正統的歷史”在今年8月，回教黨署理主席末沙布在一場政治演講中，公開讚揚帶領馬共成員襲擊武吉哈蓬警局的末英德拉才是反抗英國殖民政府的英雄， 而武吉哈蓬警局的警員只是維護英國殖民政府利益的“公務員”後就變了調。

 而事实上，在武吉哈蓬事件後，英國殖民政府甚至賞金7萬5000英鎊來捉拿末英德拉，所以這證明了當時警員的確維護英國殖民政府的利益，末沙布的說法是正确而有根据的。

 事情最初的演變，只是政治人物之間的互相譴責，但是來到了最後，國家教授理事會（MPN）也罕見的发表文告，宣稱馬來西亞不曾被英國統治， 只是“保護”。因此，這也推翻了末沙布說末英德拉是反抗英國殖民政府的英雄之說法。同時國家教授理事會發言了再納克林教授（Zainal Kling）也抨擊隨意竄改歷史及為馬共“漂白”成爭取國家獨立的人士。

 這樣一來，我國在獨立了54年後，獨立前的歷史就出現了180度的轉變，掀起了大波。但是，很疑惑的是，如果我們沒有被英國統治或殖民，那麼 1957年8月31日國父又何必高喊“默迪卡”(独立之意) ？當時的聯盟又何必赴千里之外的英國為國家獨立談判呢？更重要的是，英國殖民政府在統治時期，強制馬來亞人民使 用英國法律，難道這還不是殖民嗎？

更重要的是，霹靂州蘇丹阿都拉在1874年1月20日與英國驻马来亚都督安德魯局紳（Sir Andrew Clarke）所簽署的《邦閣合約》中，英國殖民政府有權利罷黜與蘇丹阿都拉對抗的皇室成員蘇丹依斯邁（當時蘇丹阿都拉的權利範圍在下霹靂，蘇丹依斯邁在 上霹靂）。如果連皇室的內部鬥爭都可以插手了，這不是殖民是什麼？同樣的，歷史不容忽略，當時英國在18世紀及19世紀，稱霸世界的時候，英國当局曾經把自 己標榜成日不落帝國，說明了英國的皇朝坐落在世界各處，而英國的歷史，同樣的把馬來亞編列為它的殖民地。

 馬來西亞的政治已經來到了很嚴重分歧的地步，為了不同政黨的政治利益，大家連歷史的真相都可以歪曲了。沒錯，爭取獨立绝非聯盟的全部功勞，還有很 多組織及政黨的參與，包括了當時退出巫統成立國家黨的拿督翁扎雅法等等。而我國前首相敦依斯邁也曾經呼籲學者，重新評估左翼組織對國家獨立的貢獻。

李文兴

11年9月16日

王文興

第6屆花蹤華文世界文學獎落幕，來自台灣的爭議性作家王文興獲得大獎，成為了一時焦點。王文興爭議的地方在於他寫作寫得慢，而且他的代表作《家變》每天只寫25個字，用了7年的時間才寫完。


作家都希望自己被讚揚成渾然天成，下筆如有神助，一個小時可以寫上幾千個字。但是王文興不來這一套，一如他所說的，“他與文字的戰爭是永無休止的”及“作家的成功與失敗，都在文字”。因此他對文字有了自己的執著，在咬文嚼字上他下足了功夫，希望自己的文字對得起自己也對得起讀者。


除了文字上，他對標點符號也有自己的獨見，不隨意的放符號。在1973年撰寫的《家變》中他描述兩代人的關係，孩子對父親的冷漠到最後的關懷。故事的內容到形式、情節、結構，語言文字，在當時的台灣文學界都是創新的，甚至創新到被某些人認為是“離經叛道”的“異端”，因此成為了爭議性。


但是這位台灣大學外文系教授並沒有理會這些抨擊，因為重要的是讀者對他著作的認同。作家生涯上，除了《家變》，他另一本著作是《背海的人》，這本書更用上了廿二年的時間來寫完。


畢業自美國愛奧華大學文學碩士學位的王文興除了寫作寫得慢，閱讀書也一樣慢。從這個“慢”的過程中，對他的領悟是無限的。因此大家才看他的書之際，不妨也慢慢的逐字閱讀，欣賞作家對文字的斟酌。


李文興
11年9月6日

不可操之過急

中國五四運動靈魂人物胡適曾經有這樣的舉止，他在其上司蔣介石命令台灣警總逮捕其開辦《自由中國》雜誌的好友雷震時，胡適沒有直接與蔣介石翻臉。因為他知道，在那時白色恐怖陰影繚繞下，他必須在當權政治體系里保存自由主義的星火。


同樣的，馬華前總會長敦林良實在領導巔峰時期，曾經說過，“要改變一個對你不利的制度最好的方法，就是你本身是那個制度的擬定人”。他認為，只有踴躍的加入國陣，成為當權體系的一部分才能夠糾正國陣的錯誤。胡適的倡導，最終證明是成功了，台灣走向了民主自由的道路，但是敦林顯然是失敗了。


無論如何，這兩個事情都說明了，在霸權主義執政下，要進行改革，不能採取過於極端激烈的強硬手段。如果當年胡適與蔣介石鬧翻了，那麼在當權的政治體系里他所提倡的自由主義星火即將熄滅。一樣的，如果當年馬華選擇離開國陣，那巫統也只會肆無忌憚的繼續以霸權主義牢控政權。當然胡適和馬華所選擇的路線不相同。


身為知識份子，胡適是堅持自己的理念，他雖然處身在腐化的政治體系里，可是他選擇做一股清流，不隨這個制度濁污。但是馬華沒有，當敦林發現無法改變國陣這個腐化的制度時，馬華也選擇了參與這個腐化的制度，同流合污。民政黨也一樣，當年高喊“打入國陣，糾正國陣”的口號，可是最後他們卻被國陣的制度所“糾正”。


因此民聯在308大選後，原則上已經奠定了我國走向兩黨制的健全民主方式。民聯如今要做的不是嘗試取代國陣成為執政黨，而是鞏固兩黨的制度，至於執政中央應該是長遠的目標。因為當民聯蠢蠢欲動要執政中央時，可能會致使他們沉溺在爭權奪利的政治遊戲裡，而忽略了人民真正的需求，造成來屆大選可能面臨失利。如果來屆大選民聯無法再次否決國陣的三分二優勢，那整個兩黨制都會瓦解，所有的努力都會付諸水流，對人民及整個國家的未來都不是好事。


台灣的前民進黨主席施明德，從年輕開始參與批判蔣家天下的霸權統治，換來的是25年的鐵窗之災，來到60歲才親眼看到國民黨政權的倒台，這證明了改革的路程是長遠的。安華並不應該把目標鎖定在成為下一屆的首相而是如何鞏固現在越漸成熟的民主制度，把民主的真諦承續下去。


李文興
11年9月5日

華小校名應該本土化

雪州子文華小易名課題，掀起軒然大波，在董事部內建議更換校名的董事顧問拿督李華民成為了眾矢之，而且多個華團組織也抗議把子文華小易名成“謝華華小”。


一如貴報的專欄作者鄭丁賢的闡述，宋子文在中國近代歷史上是備受爭議的人物，在蔣介石領導中國期間，他曾經出任行政院院長及中央銀行行長。在1947年，時任北京大學代理校長的傅斯年曾經撰寫一篇《這個樣子的宋子文非走不可》力數宋的不是，在當時引起了輿論界的一片喧然，最後宋子文自動辭職。在宋子文之前的院長孔祥熙，同樣也遭到傅斯年的抨擊，最後蔣介石要求孔自動退位。


隨後，國民黨在1949年退守台灣後，傅斯年也追隨蔣介石前往台灣，然後出任國立台灣大學的校長。在蔣介石鐵腕統治下，傅斯年仍然獲得蔣介石的信任，罷黜自己的姻親（孔祥熙及宋子文與蔣介石是屬於姻親關係）證明了傅斯年在當時有一定的權威，因此他的闡述可以歸納歷史資料。


所以，對以這樣一個受到爭議的人物，用孕育十年樹木，百年樹人的學校來紀念他，確實有不正確的地方。當然，李華民提出易校名的建議，純屬為了答謝雙威集團主席兼子文華小董事長拿督謝富年的慷慨捐獻該校，不是出於歷史緣故。但是，既然現在我們已經知道宋子文的爭議性，因此持續的使用他名字做為校名，確實有不妥當的地方。


華文小學在大馬這片國土，由於沒有獲得政府納入主流教育系統，必須艱苦的力爭上游，通過華社慷慨的捐獻，來為華小籌募提升校舍基金。因此，為了紀念這些華人的貢獻，以華小命名，絕不為過，更何況我們是大馬的公民，中國台灣的歷史往事，又有什麼紀念性的價值呢？


其實，在這樣的情況下，教育部可以大刀闊斧，把一些以中國台灣歷史人物命名的華小改名，使用對華小有貢獻的本土人士做為校名，這樣來的更有意義，同時也可以一掃華人仍然不忘中國大陸的疑念。


這件事情上，我們必須深感悲哀的是，華社在處理教育的課題上，依然把問題政治化，而不是根據理性的判斷來決定。
 
 
李文興
11年9月3日